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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出 辉煌的北京

明代佚名《早朝图》轴。 伊丽莎白·基思绘制的故宫插画。 当中轴线北缘的鼓楼敲过两通亮更鼓,钟楼里的永乐大钟被撞出浑厚悠远的轰鸣,明清两代繁华的帝都北京,开始在晨曦与薄雾中苏醒。


日出 辉煌的北京

日出 辉煌的北京

明代佚名《早朝图》轴。

日出 辉煌的北京

伊丽莎白·基思绘制的故宫插画。

当中轴线北缘的鼓楼敲过两通亮更鼓,钟楼里的永乐大钟被撞出浑厚悠远的轰鸣,明清两代繁华的帝都北京,开始在晨曦与薄雾中苏醒。

这是一座被历代帝王谨慎选择的都城,已有三千多年的信史,从武王伐纣之后的蓟城,到晚唐的幽州,再到辽代南京、金朝中都和元代大都,它的城市地位随着名字的变化而不断擢升。“北京”的命名始于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,这位昔日为明朝镇守北关的燕王,在对侄子朱允炆发起“靖难之役”后,艰难地夺得帝位,但他留恋自己的肇迹龙兴之地,在1403年登基后,决定立北平为陪都,并改名为北京。

都城是国之根本,是统御四海、号令八荒的中枢,也是统治者的日常起居之所。古人云,“凡立国都,非于大山之下,必于广川之上。高毋近旱而水用足,下毋近水而沟防省。”意即国都的地理位置应背山靠水。北京背靠连绵的燕山,处在广袤的华北平原最北端,有天然的河流湖沼,地势平坦,气候宜人,确实适于建都。

女真人在把都城从松花江边迁至中都后,开展了工程浩大的扩建。但在建成后不到一百年,便被蒙古骑兵大肆劫掠,蒙古人原本没有在这里建都的打算,于是纵火焚毁了中都,大火蔓延一个多月,宫阙荡然无存。1272年,建立起大元王朝的忽必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,但并未沿用金朝的旧基,而是在原中都城的东北郊外建立起规模更宏大的大都城。

明朝的征服者为了消灭前朝的“王气”,也不能免俗地对元朝大内有计划地拆除,这一方面是对建筑的破坏,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改建开辟了道路空间。明朝对北京城的营建,从永乐四年(公元1406年)开始,调动了全国上下数十万能工巧匠和民夫兵丁,耗费了整整十四年,才打造出这座气势恢弘的东方帝都。

1420年,明朝正式迁都北京,在此后明清两朝的近五百年间,它虽经不断毁弃和修缮,但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基本格局,那些壮丽的宫廷、园林、城池、寺院,见证了明清帝国的辉煌和最后的落幕。

正阳门

城墙与城门

一部砖石构筑的史书

乾隆皇帝的仪仗和护卫队,齐整整地骑着高头大马,举着长矛、旌旗和华盖,如潮水般从正阳门的御道上汩汩涌出,皇帝的龙辇掩映其后。城墙外一排排的商肆热闹繁华,摩肩接踵,似乎并未被皇帝的出巡所惊扰。

这是宫廷画师徐扬在那幅百米长卷《乾隆南巡图》中所描绘的乾隆离京时的情景,1751年,这位处于不惑之岁的“十全皇帝”启跸京师,穿过正阳门,首次踏上了近六千里的南巡之旅。

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,也是内城九门中最雄伟壮观的一道,城门下的御道唯有皇帝的龙辇才能通过。内城九门各有分工:皇帝的龙辇走正阳门,崇文门走货车,宣武门走囚车,朝阳门走粮车,东直门走木材车,阜成门走煤车,西直门走水车,安定门走粪车,德胜门走兵车。

严格的身份等级和建筑秩序,是这座帝都良好运行数百年的重要条件。成书于公元前约五世纪的《周礼·考工记》,早就有过对理想都城的描述:“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九纬,经涂九轨,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。”说的是建造国都应九里见方,城内的纵横干道各九条,类似于后来的象棋棋盘,城墙四面各有三条城门,左有祖庙(太庙),右有社稷坛,宫廷在前,市场在后。

依此格局,中国的历代都城中,恐怕唯有北京城最接近此描述——它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,两边的宫廷、街道对称分布,布局规整,纵横有序,四面城墙环绕围成方形,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坛、地坛应有尽有。如此精心规划建造出来的北京城,其规模与气势超过了此前的长安、洛阳、汴梁、南京等历朝古都。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如此评价,“世界现存最完整、最伟大之中古都市,全部为一整个设计,对称均齐,气魄之大,举世无匹。”

中国古代,有城必有城墙。“城”的本意就是城邑四周的墙垣,墙内为“城”,墙外为“郭”,城墙在欧洲的古堡中也很常见,但北京的城墙还是与众不同,这不仅在于其雄伟壮观难有匹敌者,更在于其建造技艺上的革新。

在冷兵器时代,高耸的城墙是防御外敌的重要手段。历史上的北京,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,因而加高加固城墙是统治者所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防御手段。

明代以前,人们会用城土、石灰和沙砾等材料建筑城墙,或者把土置于篱笆或苇栅之间,通过夯打结实而形成墙壁,即所谓“收苇以蓑城,每岁收百万,以苇排编,自下砌上,恐致摧塌”。但明朝开始使用以砖包墙的方式建墙,城墙更坚固耐用,更能抵抗刀枪剑戟和风雨侵蚀,它还沿袭了元大都重视军事防御的特点,设有箭楼、马道、护城河,企图用铜墙铁壁保万代江山。

当然,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丽幻想,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因为高超的建墙技术而金瓯永固。城墙只能暂时阻隔来犯之敌,却不能从根本上保住江山社稷,屹立了近三百年的承天门最后被李自成付之一炬,随后清军兵马攻破帝都;待到清朝咸丰当政,适才风闻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,便弃城逃至热河避暑山庄,他深知凭那十几米厚的城墙和高高耸立的城门,根本阻挡不了敌人的炮弹,最后只得在内外交困中英年早逝。

然而,从民国时期北京城墙上留下的碑记和砖文来看,明清两代的二十几位皇帝,大多都在当政期间对城墙和城门进行过修缮。而且,从墙砖的大小、质量和修复面积,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。

瑞典汉学家喜龙仁,曾在20世纪初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进行过实地勘测,详细记录了每段城墙的建造和修复情况。他在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一书中指出,“如果该段城墙建筑质量好,那么该碑记就成为表彰监修官员勤勉精神的光荣榜;反之,如果工程寿命短、质量差,监修官员就会受到指责和蔑视。”

根据他的考察,乾隆年间是城墙建筑史上最后一个黄金时期,无论是工程的数量还是质量,都远超其他时代。到道光年间,在建材特征和砌筑方法上都发生了变化;及至清末,城墙外表的城砖变得又轻又小,城墙也缺乏18世纪的那种雄伟壮观。他曾呼吁民国政府对城墙进行修缮,因受到雨水侵蚀、树根挤压,好几处城墙都面临坍塌危险,但草创之初的民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。

站在北京城墙上极目远眺,它宛如一条延绵不绝的长城,雉堞高耸,垛口齐整,睥睨八荒,仿佛能无尽地延伸到天边。而那大小不一的望墩台和城门楼,则像是这段没有终点的旋律的休止符,留下呼吸的节奏和空间。

相较于明代,清代的统治者对北京城进行更严格的管控。首先是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汉人(无论官民)尽数赶出内城,规定他们只能在外城居住,后乾隆又下令要求所有的会馆、戏楼、商号等三教九流人士全部搬到外城。外城遂成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,因缺少建设规划而杂乱无章,与内城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外,还将内城划分为八旗,进行军事化管理,各旗之间既联动又相互掣肘,承担着拱卫皇城的重任。

北京的城墙和城门,是一部用砖石和木料构筑的史书,经过五百年的风雨洗礼和战火摧残,它裸露的墙体和坍塌的屋顶都给人以沧桑之感。而今,这些城墙和城门已被拆除殆尽,人们只能在仅剩的断壁残垣和几座巍峨的城楼里,窥见它们往日的荣光。

紫禁城

宫廷园林 权力打造的逍遥世界

如果说城墙与城门主要起到军事防御和城市治理的功能,那么,皇家的宫殿、园林、苑囿则是帝国的政令中心和王公贵族的享乐之所,它们的辉煌与豪奢是以举国之力促成的,但庶民百姓永远不能得其门而入。故而,自古以来帝王将相的“红墙往事”和后宫佳丽的“宫闱秘史”,总是带着神秘而魅惑的色彩,被坊间津津乐道。

宫殿和皇家园林,是帝王用至高权力打造的逍遥世界,同时也是古代匠人聪明才智和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。其中,无论从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,还是从皇家建筑的代表性而言,紫禁城无疑都居于首位。它是全城的几何中心,也是五百年间帝国的心脏,其建筑等级和规格远远超出一般宫廷园林。

这座在辽阔的北方大地巍然屹立的宫殿,在落成之时,即得到明成祖朱棣的高度赞赏,主持营造的工匠蒯祥也一举成名,被擢升为工部“营缮所丞”,后官拜工部侍郎,享受一品官俸禄。据记载,这位“蒯鲁班”的技艺无与伦比,“凡殿阁楼榭,以至回廊曲宇,随手图之,无不称上意者”,此后的长陵、献陵、隆福寺、戒台寺等,皆由其主持营造或修缮。

在等级森严、规矩繁多的宫殿里,所有人都必须谨言慎行,以免祸从天降,就连皇帝本人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祖制、恪尽孝道、罔失法度。以敬业著称的雍正皇帝,就曾在其处理政务、批阅奏折的养心殿内手书对联,“惟以一人治天下,岂为天下奉一人”。

皇宫中,皇帝登基、大婚、大寿、丧礼、祭天、祭祖、阅兵等重大仪式,都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和程序,不得轻易更改。比如,午门是皇宫的南大门,有三个拱形通道,中间的通道专供皇帝进出。除皇帝外,此门只有一个人能进入,三个人能出去。即皇后大婚当天从此门进入,科举考试的前三名,在被任命当天从此门出去。举行大型仪式时,所有官员在听到第一声鼓响后,按照官衔排列在午门前;第二声鼓响时,礼仪司打开边门,让官员们进入紫禁城;第三声鼓响时,皇帝出现在观礼台上观礼。对冒犯龙颜的高级官员施以笞刑,以及检阅御林军,都在午门之下。

严格遵循陈礼旧法,对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或有一定效用,却也严重束缚了国家的活力,这在清朝后期应对西方冲击时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1792年,英王乔治三世委任马嘎尔尼勋爵赴北京谒见乾隆皇帝,他们的目的一是享有在北京常驻外交使节的权利,二是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。次年,马嘎尔尼一行见到权臣和珅,但双方就面见乾隆时是叩头还是行屈膝礼等细节,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。82岁的乾隆皇帝对一个区区岛国的“朝贡”,只有一个小时的兴趣,而对英使提出的通商优惠等请求,则以政府现行政策不得修改为由拒绝。紧锁的国门,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英国人用枪炮强行轰开。

除紫禁城外,明清两代的帝王还修建了“三海”宫殿、畅春园、圆明园、颐和园、热河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。从风光来看,这些依山傍水精心营造的园林,都胜过布局规整却略显单调的紫禁城,它们具有更私密的性质,在艺术造诣上也吸收了更多的西式风格。起初,这些园林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夏季消暑的“夏宫”,后来,却成为帝王们的主要起居所。

比如,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畅春园,是清朝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御园,康熙皇帝自首次驻跸至病逝于园内寝宫,凡三十六年,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。他在这里举办过著名的“千叟宴”,与民同乐。曹雪芹的舅祖李煦,就曾做过畅春园的总管。

而康熙的继承者雍正和乾隆则习惯居住在圆明园,乾隆皇帝还曾下谕,规定日后圆明园为理政办事之所,圆明园内长春园并同紫禁城内的宁寿宫,为其本人归政后颐养之处。圆明园内的西洋楼,也是乾隆钦命西方传教士郎世宁、蒋友仁等规划设计,那片西洋楼遗迹成为往后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仅存的物证。

皇家园林的营造、修缮与护卫,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,西苑的“三山五园”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和附近居民不同程度的焚毁洗劫,不仅奇珍异宝被抢夺一空,就连园内的树木、山石也被私分殆尽。此后国力日渐衰微,这些园林只得到部分修复。如今留下来的仅剩淑春园(今北大燕园)、颐和园(在慈禧手中被修复)、香山静宜园等少数园林,它们成为今日进京旅游者的必访之地。

雍和宫

皇家寺院

王公贵族的灵魂安顿之所

北京的皇家建筑,除了城墙、宫廷和园林,不得不提的还有寺院。寺院解决人的精神信仰和灵魂安顿问题,统治者为结好蒙藏上层,出于政治需要,也在京城内大修喇嘛庙,供蒙藏僧侣居住。

明清两代,佛教和道教在皇家和民间皆颇为盛行。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的统计,明代北京寺院的数量以逐渐加快的速度递增,位于城北的寺院数量从1401年的41座增加到1590年的480座。随着清代城市人口增长,寺院的数量每隔10年都会增加10到20座,城墙里面的寺院从1644年的440座增加到1800年的636座,直到19世纪增速才逐渐放缓。

从1400年到1900年,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。这里所说的“寺院”,包括庙、寺、庵、祠、观、宫、禅林、院、殿、堂、阁和坛,涵盖各大主要宗教门类。

在历史上,人们对僧尼有着相当矛盾的看法:一方面,视他们为虔诚的有信仰的人,因为他们苦行戒律,过着远离社会的隐居生活,积累功德服务于大众;另一方面,他们又被视为无法适应社会或自然的人,是依靠他人施舍的社会寄生虫,不受家庭责任和传统道德约束,因而,寺院某种程度上成为藏污纳垢的庇护所。

但无论如何,寺院为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,是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”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寺院依赖捐助人和城市居民的经济支持,不仅是节日、慈善、客栈和政治的一种组织形式,也可以用作图书馆、博物馆和公园,他们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。

《左传》有言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对天地、祖先、社稷、先农、太岁等的祭祀,是历代帝王的职责所在,也是维系国家政权、彰显帝王体恤民情的重要手段。《大明会典》规定:“各处山川土神、古今圣贤、忠臣烈士,能御大灾、能捍大患、以劳定国、以死勤事,或奉敕建庙赐额,或沿前代降敕护持者,皆著祀典,秩在有司,不可胜列。”

繁多的祭祀活动,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,以及统治者寻求神灵庇护的重要手段。在一位来自杭州道士的影响下,永乐皇帝开始祭祀王灵官,并在北京西北郊建造了一座显灵宫,其中一座大殿容纳了据说这位创始人的26尊天将塑像。永乐皇帝的继任者们扩建了寺院,并且由皇家——而不是由礼部——定期提供费用。不过,这种信仰没有被世人接受。

明朝的统治者,还沿袭了元朝与高级的蒙藏喇嘛之间建立的捐助关系,永乐皇帝邀请他们来到京城,赐予他们等级和头衔,并提供正式的俸禄和定期的供品。清朝的统治者,也通过举行汉人的宗教仪式来赢得民心,巩固其最高统治权。皇帝对寺院的广泛捐助,形成了北京丰富多样的宗教建筑和文化。在紫禁城内,有相当多的殿堂举行过宗教仪式,清代的官僚们对在宫内举行道教、佛教、藏传佛教或满洲萨满教的仪式,没有提出过异议。慈禧太后因信佛,最后还以老佛爷自居。

在今天所能看到的皇家寺院中,规格等级最高的无疑是雍和宫。这里最初是康熙皇帝为四子胤禛修造的贝勒府,后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,贝勒府也跟着升为雍亲王府。1723年,雍正继承皇位,这里成了龙潜之地,无人敢用。雍正三年,它被改造成皇帝行宫,正式命名为雍和宫,而它的真实用途是作为皇帝的特务机关粘杆处的驻地。

雍正十二年,雍正皇帝下令将雍和宫改为黄教上院,供蒙藏僧侣居住。一年后雍正驾崩,停柩于此,因此整个建筑群重加修缮,将亲王的绿琉璃瓦换成皇家的黄琉璃瓦,单檐歇山顶改为御用的重檐顶。此后,雍和宫正式被当成喇嘛庙,成为清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的佛教寺院。如今,这里香火依然旺盛,每逢藏历文殊菩萨诞辰和佛诞日,都有法会举行。

明清两朝的城墙、城门、宫殿、园林、寺院,都曾创造过辉煌的建筑和艺术成就,也许建造的初衷是为帝王维系政权、治理社会、安图享乐而服务,但却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帝都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格局。

撰文/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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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天下在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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